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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行政法院功能的争议中确定个人权利保护为首要目标，对行政诉法和行政诉讼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法治国家则通过司法救济国家（Rechtswegstaat）来实现。

这一认识更在联邦宪法法院1982年关于存续力问题的一份重要判决中得到明确阐释 ：行政行为能够产生存续力，是基于法治国下法安定性利益的要求，而并非行政行为本身的内容特质或是形式化的作出程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所有的行政行为都会产生存续力，并不因内容特质或适用程序而有所差别。规范要素的明确对于秩序形成以及秩序安定的价值，在司法领域通过判决的具体作用而达成。

[33]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iphie, 8.Aufl. Stuttgart 1973, S39. [34] Hartmut Mauer，Staatsrecht, Vgl. C.H.Back, München1999, S233. [35] Detlef Merten, Speyer, Bestandskraft von Verwaltungsakten, Neue Juritische Wochenschrift 1983, S1994. [36] Ulrich Knoke, Rechtsfragen der Rücknahme von Verwaltungsakte, S.102,1992, Duncker＆Humblot. [37] Kopp/Ramsauer,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8.Auflage, Verlag C.H.Beck.845ff. [38] Wolf-Ruediger, Schenke，Probleme der Bestandskraft von Verwaltungsakten, DÖV1983, S321. [39] Ulrich Knoke, Rechtsfragen der Rücknahme von Verwaltungsakte, S.133,1992, Duncker＆Humblot。[2]知识考古学是强世功教授在《法律的现代化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提出的概念，同注1引文，第6页。对这组矛盾关系的权衡和处理，原则上仍应区别行为是授益性或负担性。更为重要的是，判决制度的设置使司法权并不能直接以其行为作用于个人，而必须通过个案形成一个国家决定，在决定中确立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确立国家对于个人的具体要求 ，由此，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司法权的发动具有了与制定法一样的明确性、客观性和可预见性。可为什么在德国法和日本法中原本轮廓清晰的效力理论，在植入我们的行政法话语工厂后，却呈现出如此巨大的混乱，需要学者不断进行澄清，澄清后又不断引发新的混乱？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对于这些理论，我们通常都只是作为结果，而不是一个有内在运行逻辑的完整过程予以接受的。

台湾学者按照这种承袭关系，在行政法中也同样将其译为行政行为确定力概念，我国学者虽然不明确这一概念的学理承继，但在行政法中也通常使用确定力一词。原则上，判决的作出必须依据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处罚自古罗马时代就成为拘束司法权的重要原则，因为这一良好的守法传统，法治对于国家行为的法律规范要求在司法领域的实现。[18] 马丁•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赵辉、徐芳译，赵叙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175页。

德意志民族聚居区（Deutschland）则可以被看做是二者之间的结合项：法国大革命既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又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了新世界的理念与现实可能性。因此，当时有大量的贵族子弟进入到东普鲁士地区，通过战争抢夺新的土地。保罗教堂立宪过程中斗争最激烈的问题就是两种国家建构方案，即大德意志方案与小德意志方案的选择问题。神圣罗马帝国所代表的秩序理念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开创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是背道而驰的。

多数邦国革命后都建立起了倾向自由主义的政府。[15] 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223页。

[26] 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25-547页。凭借着其开明专制的绝对主义国家体制和他的军事天才，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从奥地利手里夺取西里西亚，一举奠定了普鲁士作为欧洲中部不可忽视的强国地位。魏玛共和国的统治仅仅维持了14年，其间政府更换的频率就有15次之多，最短的内阁执政仅仅有三个月，最长的执政也不过两年。德意志民族统一后创立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典型地体现了德国宪政发展此一阶段的逻辑。

[17] 同上注，第80—137页。因此，这样一部宪法没有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其保护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31] 叶阳明：《德国宪政秩序》，中国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2005年，第44-54页。[8]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二卷），袁瑜琤、苗文龙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37-67页。

美、英、法占领军对联邦德国宪政建设的支持和马歇尔援助提供的物质基础，构成了德国宪政建设的重要条件。大德意志方案的一个疑难问题是当时的奥地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由德意志民族组成的邦国，而是保留着复杂而多元的帝国形态，除了德意志民族聚居的奥地利之外，同时还拥有匈牙利等由斯拉夫民族聚居的非德意志部分。

作为近邻，德意志民族对于发生在法兰西大地上这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感受不可谓不强烈——《德国近代史》作者平森发现，除了少数例外，德意志学术文化界的所有著名人物都为革命的到来深为激动。凡此种种，似乎都预示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必然是建国和救亡压倒启蒙与自由，因此走的是一条与现代宪政国家理念渐行渐远的道路。

[31]此外，在国家制度部分，明确规定由共和制、民主制、社会法治国家、联邦国家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整个宪政秩序。1808年底，斯泰因屈服于拿破仑的压力被解职。此后，多数的中间派和保守派的议员相继离开法兰克福的国民会议，只留下左派议员。[24]尽管如此，1848年保罗教堂的立宪实践以及作为其成果的保罗教堂宪法，意义不容低估。[9]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刘北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8-349页。国民议会和新政府转移到了斯图加特，但只存在了19天就被当地政府军解散。

[22]失去了这两个最重要邦国的支持，法兰克福的国民会议及其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可能性。[21]1849年4月5日，奥地利首相要求奥地利议员辞去职务。

神圣罗马帝国一旦解体，则维系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纽带就消失了，德意志民族分裂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邦国。两者的结合，最后导致了普鲁士所特有的现代理性官僚制。

按照当时的继承法规定，只有长子才能继承贵族的称号和土地，其他儿子必须离开老家到外地去讨生活。而宪法修正案如有十四票反对就被否决[16]，因此，普鲁士邦在参议院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然而，魏玛宪法虽然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基本权利内容，却没有规定具体的措施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但联邦政府非常脆弱，在军事上得不到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最强邦的支持，在外交上欧洲诸强国也不希望德国统一，因此不予承认。在宪政制度的设计上，《联邦德国基本法》既继承了《魏玛宪法》的宪政精神，又吸收了魏玛宪法失败和纳粹上台的教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调整。但1810年继任首相的哈登堡继承了斯坦因的改革，但对其进行了调整，使其不至于与容克贵族产生根本性的冲突。

其中，德国宪政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因为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交汇点，因此德意志民族对西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有一种既拥抱又拒斥的矛盾心理，产生一种文化认同的焦虑。就基本权利条款的内容而言，除了传统的各种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外，魏玛宪法还规定了许多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权利，这是魏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创新之处，既体现了魏玛宪法的社会民主党人背景，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德国社会的阶段和趋势。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重新统一的历史任务，又收服了德国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从而改变了他们对美国式宪政的偏好和追求，甘心接受普鲁士式的宪政安排。如何从一个专制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历史基础上建设现代宪政，这是欧洲大陆绝对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宪政国家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腓特烈大帝尤其重视容克贵族对于绝对君主制的重要性，曾宣布不再收购容克贵族土地，同时不把爵位授予资产阶级，同时保护容克贵族在各自庄园内部的绝对统治地位。1740年，腓特烈二世继任普鲁士国王。

1919年7月31日，国民会议以262票支持，75票反对，84票缺席通过新的宪法，史称魏玛宪法。然而，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相互之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因此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此后德国宪政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任何宪政改革的措施，只有在不威胁到普鲁士君主的权力和容克军事贵族阶层的利益下，才有可能顺利推行。

此外，战后初期长期执政的阿登纳政府高超而成熟的外交政策与技巧，以及历届德国政府对纳粹德国罪行的深刻反省和战争责任的勇敢担当，种种因素都表明，相对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二战以后德国宪政建设的国际环境要好得多。赋予公民各种自由权利与政治权利又必然威胁到绝对主义君主的专制权力，因此宪政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又往往流产。

容克贵族集团与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君主制互相支持，构成了对普鲁士宪政改革的重要阻碍。这大大加深了德国宪政建设的复杂性。

由此，普鲁士与保罗教堂议会以及德意志联邦的政府也决裂了。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如何向现代宪政国家过渡，是西欧多数国家宪政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